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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学龄儿童对于深圳“捉襟见肘”的学位名额来说，就像是把一条巨大的鲸鱼放进了鱼缸。背后的问题是深圳薄弱的基础教育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膨胀。

一个关卡被切割成两个世界。

在检查站的一边，你应该说广东话，写繁体中文。过了这一关，粤语很快就切换成了普通话。

图片来源：《过春天》

六点到六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这是电影《过春天》里的画面，也是成千上万“跨境学童”的日常生活。

图片来源：《过春天》

在香港出生，有香港身份，但在深圳生活。因为身份的特殊性，这群由庞大数据组成的“跨境儿童”每天早上涌入深圳各个口岸，过深圳河，过海关去香港上学，晚上再回到深圳的家。

改变始于2019年底。一场疫情打乱并“重塑”了原本重复有序的生活。

是继续“坚守”香港教育，还是回到深圳学校，受制于政策、资源和经济能力。不同的家庭在时代的洪流下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01

疫情前的生活：重复而有序

早上五点半起床，开车把孩子一路送到深圳湾口岸，交给校车，然后回家。临近五点半，准时来到港口等待，然后带孩子回家。

这样的生活，楠楠妈妈坚持了三年。

五年级后，孩子们已经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往返港口，楠楠妈妈终于“解放”了。

早些时候，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从深圳到香港，楠楠妈妈一路过关斩将，亲自送孩子上学。

做志愿者，去学校附近的商场购物。孩子上课时间，楠楠妈妈和深圳其他家长一样，用不同的活动度过漫长的等待时间。直到放学后，孩子们才被公共交通将近一个半小时“装”回家。

今年南南升了一级。由于疫情，南南学校对大陆学生采取网络授课。担心孩子注意力分散，南南妈妈会在上课时“陪”孩子。

图为南南小学的课程。

“我出去一会儿，他可能去打游戏了。”

在线课堂的另一端，香港老师在教室的平台上授课，语言在英语和粤语之间切换，香港本地学生稀稀拉拉地坐在台下。

与楠楠妈妈不同的是，为了缩短孩子的上学时间，橘子妈妈几年前干脆在福田口岸附近的小区买了房子。

“以前孩子每天上下学要四个多小时。我不想让孩子这么辛苦。”

这个选择，因为今年疫情的到来，成为了橙家明智的投资。

这次疫情加速了学生返校和学区房涨价。以福田口岸皇岗为例。曾经有一股抢购学区房的“热潮”，好的学区房价格普遍上涨10% ~ 15%。第一天看到一个学区房760万，第二天涨到800多万。

秋季开学前，三个月，橘妈妈带着橘子到处面试。但面试并不顺利。由于长期沉浸在英文环境中，橘子缺乏中文读写能力。当初橘子被深圳某著名私立学校拒之门外。好在开学之际，

离家三公里的某国际学校向橘子抛出橄榄枝，学费每年近15万。

“去年我身边的几个家长都在策划这个事情。有些人回到了公共部门，有些人选择经营私营部门。事实上，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

南南和橘子是近20万跨境学童家长的“写照”。

据介绍，从2003年港澳自由行到2013年实施“零双非”政策，10年间香港诞生了20多万“港宝”。其中，每天有3万多名学童涌入港口，越境上学。

但与外界给他们的标签和描述不同，至少在疫情爆发前，家长们对自己在香港的选择和教育充满了信心和乐观。

如今，这些家庭面临的复杂情况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措手不及。

图片：来自新浪

02

群体形象：跨境学童的“回归”之路

过去繁忙拥挤的港口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寂寥。

暑期将至，随着疫情缓解，教育局安排部分学校中三至中五的深圳学生跨境入学。

就在家长们期待更多好消息的时候，第三波疫情来袭。夏末，门户再次“关闭”，学生们重新开始网上上课。

一些对网络课堂情况不满的家长“出走”并“回归”深圳本地学校。

Gala(化名)一家的选择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2019年，Gala的家人搬到了香港。十岁的孩子在家附近的小学读书。

香港空气好，温度适应，孩子适应快。一开始，一家人对香港的生活还算满意，直到下半年，焦虑开始笼罩这座城市。

他们一家人坐电梯去购物。他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路人都用敌视的眼光看着他们。在看到新闻中的混乱后，Gala在年底迅速做出决定，离开香港，搬到深圳。

去年年底，深圳某知名国际学校的武玉老师(化名)接待了很多和Gala有类似经历的家长。

当年11月，学校举行了奖学金发放仪式。仪式结束后，校长和学校经理被热切的家长们包围了。他们的孩子都在香港读书。他们表示渴望回到深圳的学校，要求学校安排面试，紧急入学。

“当时这些家长都很担心，也很害怕。”当武玉回忆起这一段时，他仍然记得很清楚。

但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回流”的成本。

在外界看来，选择回深圳的“跨境儿童”有多种选择：就读国际学校/班级；就读香港特殊儿童学校或香港班；就读深圳公立学校。

优质的教育是由优质的师资和课程组成的，而这背后是金钱和资源。前两地学费的高门槛竖起了一堵高墙，将大多数普通家庭挡在了墙外。以国际学校为例。深圳国际学校一般一年收费在15万左右。

香港孩子的学校一年也要收1.5-4万。

即使深圳在2017年出台了政策，跨境儿童可以积分入读深圳的公立学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学难的问题，但深港两地的教学和课程设置差异较大。孩子们能适应吗，他们能跟上吗，

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未来“跨境子女”是否可以参加内地高考。这些都是“跨校儿童”家庭面临的难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更为紧迫的问题，也把一些试图“回归”的孩子挡在了门外。

图片：源于《过春天》

“深圳教育之伤”，这是某财经媒体对3万跨境学童的形容。

庞大数量的适龄儿童对于深圳“捉襟见肘”的学位名额而言，犹如把一头巨大鲸鱼投置于鱼缸。背后牵扯的问题是深圳薄弱的基础教育远远跟不上其高速发展的经济速度，人口膨胀速度。

据《2018年深圳统计年鉴》 数据统计，1979年，深圳小学数量226所，2017年这一数据增长至342所，增加了1.51倍；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31.41万， 2017年这一数据为1252.83万，

增加了近40倍。

过去40年间，深圳凭借其开放的政策、创新力、活力，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年轻人的涌入。至此，深圳由一个沿海“渔村”发展成为如今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乃至世界一线城市。

然而在这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深圳教育却犹如一个蹒跚而行的老者：在2018年，深圳有7个区发布小学与初中一年级的学位预警，据不完全统计，学位缺口近6万个。

此外，深圳的普高入学率也让家长们心忧，2018年深圳普高入学率只有43.85%，相比较之下，这一数据在北京为85.7%，上海为65%。

学位的不断告急和巨大空缺，在近年来，日趋加剧着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也加剧了部分人乃至企业对深圳的失望。

失望的结果即是部分“深漂”年轻人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因为下一代教育问题不得不回到老家；也是大小企业的陆续“北迁”，因为在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那里有更多顶尖学府，更好招到人。

而那些奔波两地，跨境港宝家长的选择，是深圳特区四十年下，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这所有的不确定性裹挟着部分家长做出抉择：疫情之下，他们仍旧坚守香港教育，等待通关复课。

在深圳近3万的家庭里，一根网线链接起大陆和香港，内地孩子在网络一端上网课，香港老师和本地同学则在教室的另一端。

03

网课下的冲突

“又把门关了，我敲门他根本就不开，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在过去两个月里，南南妈不止一次听到其他家长的担忧和抱怨。

一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开着摄像头，大家从窄窄的屏幕里还能看清彼此的脸庞，但渐渐地，摄像头越关越多，到后来，老师也不管了。

南南妈对南南的“自控力”颇为满意。如今上网课，全班9个内地学生，只有她儿子一个人还坚持开着摄像头。

当然，南南妈也不敢放松。一次，她到楼下烧了个开水，回来时，发现儿子正在网上“闲逛”。

因为是全职妈妈，她有大把时间“盯”着儿子。儿子上网课时，她在摄像头监控不到的地方，搬一个板凳坐下。这样的日子，从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点，从夏天延续到冬天。

而南南的同班内地同学们，他们的表现让他们的父母充满担忧却又无能为力。

在微信群里，家长们的议论此起彼伏。

“肯定是在里面玩游戏，这可怎么办？”

“我侄儿常常熬夜跟同学打游戏，再这样下去，人就要废了。”

网课的效果质量显而易见，在上一次的期中考试中，南南同班内地同学的成绩普遍下滑严重。

如今，这些家长们只期待快速恢复线下授课，也期待日子回到正轨。

而那段由忙碌和奔波充斥的朝六晚六，每天跨越深圳河、横穿城市的日子，如今回忆起来竟变得让人怀恋，但也遥不可及。

图片：源于大公报

在今年秋天，看到身边陆续有朋友“回流”到深圳的学校时，南南妈也有过动摇。

但她算了一笔账，想法随即被打消。

南南还有一个在深圳公办学校念高中的姐姐——芊芊。

芊芊班上60个同学，黑压压的脑袋挤满整个教室。而南南所在的香港学校都是小班教学。南南羡慕姐姐有漫长的寒暑假，而芊芊羡慕弟弟课余时间充盈，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姐姐太辛苦了，晚上做作业到12点是常态。”国内高考向来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学生去竞争为数有限的名校学位。但弟弟参加香港高考，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选择性：无论是报考香港本地大学，

还是申请欧美学校，甚至是内地的大学，都有着姐姐身份所没有的优势。

“如果姐姐想报考香港大学这样的头部名校，在深圳至少排名要在1000名以内，这得多难啊。”

鲜明的对比也在姐弟俩身上发生着，弟弟更懂礼貌，更遵守礼仪，路上见人都会主动问好，南南妈认为这都得益于香港的老师和礼仪课。

如今，芊芊所在的学校早已经开学，而对于弟弟南南来说，等待、忍耐、自控力是他整个学期的关键词。

04

结语

在最开始的几年，跨境学童被称为“入侵者”，有些香港本地人甚至抗议，抱怨跨境生占用名额。抗议的结果是部分学校一度缩减跨境生名额。

而在内地，这些孩子及背后家庭的形象也一度被刻板化、标签化、甚至妖魔化。

但对于这些长着稚嫩脸庞，思想蒙昧的孩童而言，他们只知道“过关”后，就可以来到学校，学校里有明丽的教室，有友善的同学，有说话会蹲下来的老师和校长。

和同龄的其他孩子相比，差别或许只是上学之路遥远了一点。

图片：源于新浪

当记者不厌其烦地问他们是否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时，他们被置于“全民围观”的猎奇玻璃之下。

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都不重要，在这个冬天，他们只期待开往香港、开往学校的“列车”快速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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